10岁那年，读小学的我因使用庆大霉素导致双耳听力严重下降，11岁被确诊为中重度耳聋 。家人带着我四处寻医，隔了大半年，我才开始配戴助听器。

助听器确实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它让我重获听力，让我觉得和别人并没有什么不一样。虽然为了要和常人一样，这一路也不轻松。

2012年秋，我正式接触了听力与言语康复专业。 七年的大学求学经历，对我来说最深的感受莫过于对听障的认识越来越深入。我曾对自己说，我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听力学家，帮助更多像我一样的人。

和普通的学生一样，我的教育是在普校系统中完成的。和普通的父母一样，我的中小学生涯也是在父母的操心中度过。

我的听障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的。 奇怪的是，听障以前的记忆现在就已经开始淡漠了。而听障之后就变得相对安静起来了，因为闹的同时也还要保护住那对新耳朵。

珠海是一个安静祥和的经济特区，从小就自由自在，对学习也没有太多的关注，当然也不会有什么出人头地之类的远大理想。小学一眨眼就上了初中，初中还没恍过神来就到了高中，高中一不小心就考砸了。

所谓不破不立。就在进入一个寄宿型的高中开始复读准备第二次高考的时候，我换了人生中第二对助听器，我个人的学业兴趣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原先，学生时代的我是对英语无感，从小到大的英语成绩也是够呛到合格线。碰巧遇上了英语很好的同桌，是他影响了我，让我对英语和整个世界充满了好奇。

后来我才发现，学习方法的正确与否的确很重要。是否有足够的动机去学，才是决定你是否能进入到一个领域里的关键。

在整个中小学的学习生涯里，庆幸当时父母每次都准时带我去助听器验配师那里调试助听器，以保持助听器在最佳工作状态。在学校里，永远可以被安排在一个距离讲台最合适的位置。随着社会的进步，无障碍意识的提升，现在中小学校园里，已经可以有英语听力免考，FM系统等合理便利。

其实，第二次高考的成绩也没有太大的进步。我原本打算读社会学系的，但当时有把握考上的理想大学极少。

正所谓是，无巧不成书。在高考志愿报考书里面看到了听力与言语康复专业的时候，冥冥中有种感觉，这不就是为我而设的专业吗？

进了大学后发现，是的，这的确是的。在学习的过程中，我逐渐地可以解释各种在自己身上曾经因为听障出现过的现象。

自身的听障和使用助听器的经验也让我能更深入地进入到听力学专业里，对听力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从大学开始，我就选择了听力学作为自己人生的志业。

这是一门跨学科的学问，几乎可以从各个方向切入这个专业，因为大家研究听力学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听障人士甚至所有人能生活得更美好。

只要确定了自己热爱的东西，就没有什么能阻挡你了，包括听障。

在北京完成三年大学专科学业之后，我来到了韩国继续攻读听力学本科学位。 在这里我不仅收获了专业知识，更多的是信息无障碍的理念。

在校园里，可以见到韩国学生使用远程速录服务来完成学业，在釜山电影节可以见到特定的座位上专门配备着字幕显示屏，这一切无障碍措施让信息变得随手可得。

韩国学校对于残疾学生的支持让我大开眼界 。

身为听障学生，可以有远程速录，手语翻译和笔记抄写志愿者等服务。配给实时字幕或手语翻译或笔记抄写志愿者的支持。既可以通过笔记本电脑来接受国家级的远程教育支援中心提供的远程实时字幕和手语翻译的服务，也可以通过学校培训的笔记抄写志愿者来获得学业的支持。

在北京和韩国完成学业的我，开始注意到，对于听障学生的社会支持体系，不仅仅包括验配恰当的助听辅具，还包括建立在信息无障碍基础上的学业支持服务。

在韩国学习期间，学校针对每一门专业课安排了取得过优异成绩的学生导师给残疾学生进行每周的补课，不仅仅是课堂上辅助笔记的抄写，还会将每周的学习内容进行梳理和补充。

学生导师每个学期末可以从学校得到一定的补助，被辅导的学生也能及时地填补缺漏的知识点。

经过这几年的求学，我切实体会到信息无障碍的支持对于听障学生来说是多么重要。随着中国的全方面高速发展，无障碍的支持也逐渐地落实到位。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残疾人一个也不能少。” 习近平总书记指示说。

在无障碍支持的事业上取得更多成就，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方面。